海事研究

KPI有限协会将目标

 新近重组的KPI有限协会(KPIA)称它的目标是成为一家代表整个航海业收集、校对和关联行业特定数据的独立协会。


KPI有限协会是一家现在监管整个航海业关键业绩指标(KPI)项目的非盈利性机构,原先是由船舶管理协会——国际船舶经理人协会创立的。KPI有限协会渐渐代表全球航海业,于2014年进行重组,以更好地服务整个航海业并符合其新愿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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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咨询服务帮助提

内容摘要:远程咨询服务帮助提高燃油效率:应用气象技术有限公司宣布AWT SmartSpeed 将提供首项远程咨询服务,其凭借业内丰富的经验,依靠强大的数据库,能够计算出船舶的最佳航速,为

海事动态

连云港海事局与韩国

12月7日至13日,韩国蔚山港派出一名港口国监督检查官到连云港海事局开展业务交流,双方就客船监管经验、PSC检查、船舶吨位丈量等有关业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学习。交流学习中

航运综合

圣诞节之际 CMA CGM

内容摘要:圣诞节之际 CMA CGM船舶成为圣诞老人的雪橇:自11月起,CM CGM船舶运载了735000 个圣诞节原木形大蛋糕和冰淇淋;1600百万根巧克力棒;35700瓶法国白兰地;360000瓶香水。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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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风险意识提高导致社会信任下降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02-17 03:54:15 责任编辑: 人气:

 

2012年11月初,降雪造成110国道封闭,北京延庆大榆树镇为滞留在国道上的司机送去了热乎乎的盒饭。不过,据负责送饭的工作人员说,很多司机担心上当受骗,不敢轻易打开车门。

CFP供图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和固化,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质期绝不会轻易埋单……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串过门儿了,上一次街里街坊一起分享美食是在什么时候,如果不是几次夜里被刺耳的脚步声吵醒,你又怎么有兴趣知道楼上住了六七年的邻居是谁?

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把食品企业的诚信缺失推向极致,接下来不断曝光的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毫无信任可言。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慈善”两个字的神圣光环也日渐消散。近年来,让公众频频质疑的还有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行为透明度不高,比如财务收支、公车数量等。

 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社会氛围就会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蓝皮书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总体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首先是由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由于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缘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价值观念多元的背后也存在着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的缺乏。“如果社会无法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念,没有每个社会成员都遵守的核心价值,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失守,社会就会没有底线,社会的互信无法实现,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王俊秀说。

“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我们不应该简单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要看到社会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的信任风险提高了。”王俊秀认为,必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

“在人们道德和诚信严重缺失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在一些专家看来,要想挽回社会诚信,必须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提高违法成本。在西方社会,维系诚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而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主要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比如,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该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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